2025年9月30日午夜，华盛顿的联邦大楼灯光渐次熄灭。数千名公务员收拾背包离开办公室，国家公园关闭，签证审批暂停——美国政府再次关门。这不是危机，而是一种病态的常态。自1981年以来，联邦政府已停摆超过20次，最长一次持续35天。历史不断重演，教训从未被吸取。
这一次，两党再度在临时拨款法案上僵持不下。共和党要求冻结支出、反对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民主党则坚持恢复移民医保福利、扩大社会项目投入。白宫归咎于民主党“拒绝谈判”，参议院却因跨党派支持不足而否决所有提案。政府运转的资金链条断裂，责任归属成了政治甩锅游戏。
回望过去四十余年，政府停摆早已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场周期性发作的政治慢性病。里根任内发生8次停摆，最长一次持续27天，争议焦点是军费与社会支出的平衡；2013年奥巴马时期因《平价医疗法案》存废问题停摆17天，造成约110亿美元经济损失；2018至2019年特朗普任内的35天停摆，至今仍是历史之最，直接导火索是边境墙拨款争端，经济损失再次达到110亿美元。
每一次停摆后，公众愤怒、媒体追问、专家呼吁改革。但现实是：无一例外，改革从未落地。国会没有建立强制预算机制，没有废除将拨款与意识形态议题捆绑的恶习，也没有约束政党利用“冗长辩论”或“否决战术”制造僵局。相反，短期拨款法案（CR）已成为默认操作模式。自1976年现行预算制度实施以来，国会几乎从未按时通过完整年度拨款案，权宜之计反而成了制度本身。
为何改革寸步难行？因为停摆对掌权者而言，并非代价，而是工具。两党早已习惯将财政授权当作政治筹码。共和党可用边境墙绑架预算，民主党可用医保补贴设卡；一方鼓吹“小政府”，另一方高举“社会正义”，实则都在利用政府关门逼迫对方让步。2025年的法案甚至包含赋予总统“大规模裁员”的自由裁量权，这已不仅是预算争议，而是对行政体系本身的系统性拆解。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制度性溃败。美国立法程序中的“快速通道”屡屡失败，参议院“冗长辩论”成为拖延武器，党内极端派系绑架主流议程。当政治极化深入骨髓，妥协被视为背叛，胜利只以单方面施压衡量时，预算就不再是治理手段，而成了战争工具。
政府关门从来不是治理失灵的后果，而是民主失能的证明。当两党宁愿让国家停摆也不愿让步，当每一次危机都只换来短暂警觉而非根本变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亟待修复的机制，而是一个已学会与 dysfunction 共存的政治生态。它不崩溃，因为它已适应了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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