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序列（1937——1945）
A、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前身） 序列（1937年9月·上海）
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 书记长：戴笠 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委员：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动员部前方办事处主任 文强 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刘志陆 总参谋长杨仲华 第一支队支队长 何行建 第二支队支队长 陆京士 第三支队支队长 朱学范 第四支队支队长 张 业 第五支队支队长 陶一珊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B、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38年3月·汉 口）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戴笠 副总指挥 俞作柏、杨蔚（1939） 参谋长 徐光英 政训处主任 文强 抗日爱国儿童团团长 刘人奎 第一纵队司令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 阮清源 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团长俞作柏（兼）、汤毅生 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团长王春晖 第三支队 支队长 （不详） 第四支队 支队长 许雷生 第五支队 支队长 朱松寿、袁亚承 第六、七支队 支队长（ 不 详） 第八支队 支队长 丁锡山 第九支队 支队长（不 详） 第十支队 支队长 周振纲 江北独立支队 支队长 陈文 淞沪区指挥部总指挥 何行健 副总指挥 杨蔚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亢祖周、杨蔚 C、1940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0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周伟龙、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团团长 王春晖 副团长 汪浩然 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 罗国熙 副团长 薛涤愁 李 骧 第三团团长 阮清源 副团长 亢祖周 李 风 第四团团长 文 德（未编成） 第五团团长 黄 龙（1941年夏编成） 第六团团长 黄天存（1941年夏编成）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阮清源（兼） 南京行动总队 总队长管庆德 苏常行动总队 总队长梅卓夫 浙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相强伟 浙西行动总队 总队长（不详） 干部训练班 主任周伟龙 副主任兼教育长周有为 总教官孙为雨 第一队（军官队）队长薛涤愁 第二队（政工队）队长汪瑞文 第三队（技术队）队长言中倍 第四队（军士队）队长钟祥祯 干部教导队队长周伟龙 副队长刘伟 D、1941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1年春·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阮清源（代理） 参谋长 尚望 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 队长阮清源（兼） （活动于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 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 队长梅卓夫 （活动于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 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 队长刘伟（1941年春夏之交在无锡牺牲） （活动于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 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 （队长不详） （活动于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E、1942——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2年夏·安徽广德——1944年底·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1944） 参谋长 尚望、郭履州（1943）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兼）、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汪浩然、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F、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序列（1945年·浙江昌化）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马志超 副总指挥 王春晖 参谋长 郭履州 淞沪区指挥部 总指挥 阮清源 副总指挥 顾伟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顾伟（兼）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浦东行动总队 总队长 张为邦 教导总队 总队长 翁养正 独二支队 支队长 朱超平 新一团 团长 安我华 新二团 团长 （不详） 第一纵队 司令 李 骧 第一团团长王力忠 第二团团长薛涤愁 第三团团长艾庆章 第二纵队 司令 余万选 第一团团长文 德 第二团团长亢祖周 第三团团长黄天存 第三纵队 司令 鲍步超 护航纵队 司令 黄八妹 修械所 所长 王 忠 指导员 苏绍槐 野战重伤医院院长 汪春瑞 副院长 李宗亮、白拉克（美籍）
提起忠义救国军，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揆。有些人据此以为它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其实不尽然。忠义救国军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很有来头的部队，它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特务头子戴笠亲自组织与领导的特务武装。我曾在这支部队里担任过战教科长、特务大队长等职，兹将亲见亲闻披露如后。
一 忠义救国军名为策应盟军登陆，实为反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特务头子戴笠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组织了别动军。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以后，他以交 换国际情报为手段，与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挂上了钩，通过梅乐斯的关系，又辗转取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默许，因而美国优先给予戴笠系统的军统特务部队以美式武器和装备。自此，戴笠把他的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并以此作为军统特务武装的基本部队。美国除了供应武器装备以外，还对他们进行技术训练。为此，美国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官全是美国人，教材也是美国的。训练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与特工技术。每期训练三个月，毕业后，按成绩分别发给火箭炮、汤姆生、卡宾、左轮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就有一千多人受过这种训练，并配备这些装备。忠义救国军集结在钱塘江南岸监视我新四军，并与新四军争地盘，阻止新四军抗日。 忠义救国军的公开任务是“策应盟（美）军登陆”，即以强力部队占领登陆点，接应盟（美）军顺利上岸，以抗击淞沪地区的日本军队。登陆点选择在钱塘江出口处的海宁县以东地区。可是这个登陆点根本没有派驻策应登陆的先遣部队，也没有策应登陆的技术设施，甚至没有派人前去实地勘查过，只是在地图上标了一个记号。可是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却拟就了一个长达三千字的作战计划 ，连续几天用电报拍给在重庆的军统局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尽管标榜“策应盟（美）军登陆”，它的真正任务则是反共防共。只是当时还不能公开打起反共的旗号，所以戴笠就用“策应盟军登陆”来进行掩护。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件假策应真反共的事例：一九四四年冬，当新四军进驻浙江安吉、孝丰山区时，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就出其不意地给新四军以袭击。鲍部以美国给他的汤姆生、卡宾枪射击劣势装备的新四军。他们恶毒地采用近距离杀伤，使新四军指战员遭受牺牲。当新四军安（吉）孝（丰）支队的先头部队在杨家村地区出现时，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特务大队也同样予以射击杀伤。
二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的组成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隶属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叫马志超。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胡宗南的军事骨干。胡与戴是莫逆之交，所以戴调他来组织特务部队。淞沪区指挥部指挥官叫阮清沅，别名亚丞，化名东平，浙江警校特别班毕业，少将官阶，曾当过军统局的处长，是戴笠的得意门生。一九四四年秋，他受戴笠密令，带着沈之岳、曹正元、胡唯一、亢祖周、黄晋唐等八个军统特务，以及作经费用的黄金，坐着专机到达安徽歙县，筹组淞沪区指挥部。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于一九四四年冬在浙江昌化山区正式成立，并开始招兵买马。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已发展成为号称有二万人的部队，主力集结在钱塘江以南以便监视新四军。指挥部设有秘书、政工、参谋、经理、电台、医务等组，组以下设科。另外有一个负责警卫的特务大队。其中秘书、政工、电台是搞秘密工作即对付共产党的。政工组长沈之岳，浙江天台人，是共产党的叛徒，现在台湾当国民党中央的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要职。政工组所属的政工队有六十多人，都是穿便衣带手 枪的特务。秘书室主任曹正元，是阮清沅的副手，电台台长胡唯一，专负密电收发。还有女译电组长张琴，专译秘密电报，年近三十尚未嫁人，据说是军统纪律，不准婚嫁。我是参谋组下属的战教科长。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下有六个团、十七个行动总队。阮清沅又是江苏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下面又有五个保安支队。但是以上这些部队都是番号多，兵员少。为了扩充部队，阮清沅学会戴笠的手法，采取以下手段：
一是利用当时有些人的崇美思想，以美式武器诱骗青年入伍。有这么一个例子：忠义救国军在进入敌后之前，有两个政工队员被四十九军一个连扣留，阮清沅命我带了汤姆生卡宾装备的特务排去索要。这个连有一个班长叫陈有财的（原是我当排长时的兵），在我返回途中，从后面追了上来要求参加我部。我问其原因，他说你们武器好。
二是网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其办法是以人枪为准，按数封官。有百来个人的可当总队长（相当于团长），有三、四个人的，可当大队长（相当于营长），依此类推。这些被封为总队长、大队长的，又向下封官许愿，把他的亲戚朋友招来当队长、分队长或副官、军需之类。当时国民党到处抽丁征兵，所以有不少青年为了逃避兵役，不得已投入这个特务部队，既可作为现役，还可当上一个“长”或“官”。阮清沅通过这个办法，委任的行动总队、保安大队、支队的番号就有二十多个，但都是兵少官多，徒有其名。这二十多个番号是形形色色的，例如江苏保安第二支队支队长朱超平，在浙江诸暨老家招了一百多人，就当上了上校支队长。又例如黄阿宝是嵊县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手下共八个人，就给一个队长的名义，黄本人少校官阶。
三是大量收编汪伪和平军，都给以行动总队（队）的名义。以钱塘江南岸行动总队为例，该部原是浙江省肖山县的汪伪保安大队，大队长楼宏茂（他自称司令），就是由阮清沅委任为“钱塘江南岸行动总队上校总队长”的。阮之所以委任楼为总队长，是因为有一次，楼部俘虏了阮的忠义救国军的四名携带卡宾枪的士兵，双方通过谈判，决定由阮委楼以总队长，楼则放回被俘的四名士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天，楼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忠义救国军的地下武装。
四是用升官晋级的办法，吸收国民党其它部队的军官为其效劳。我本来是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干部训练班少校队长。训练班设在徽州潭渡，与忠义救国军特训班所在地雄村相距只有十五华里。我有一个同学在忠义救国军特训班当队长，他介绍我到阮清沅部工作。阮因为我是军校十四期的，又与他是同乡，就立即升我一级，让我当中校战教科长。
三 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的经过 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电讯传到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时，指挥官阮清沅和秘书主任曹正元均不在（去总指挥部开会了），指挥部只有政工组长沈之岳、参谋主任马革非和我（当时我代理参谋组长）。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几个人都缺乏对策。 日军既降，我们的部队叫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顾名思义，应该立即挺进到上海，而且必须赶在新四军前面抢先进入上海。我们三个人经过反复研究，作出了挺进上海的决定。为了慎重，我们三个人还在决定书上签了字，做对做错，功过三人分担。决定以后，立即派联络参谋到火车站（站名忘记）交涉火车，派副官带特务大队的士兵去钱塘江沿岸扣押船只，同时下达挺进命令，要求部队做好行军准备，待命出发。
这天半夜以后，阮清沅匆匆赶回来了。他一见面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立即行动，骂我们头脑迟钝，不会随机应变。当我们向他汇报了挺进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后，他才怒气稍息。他立即召集组、科长和部队长紧急会议，传达戴笠的电令，要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日夜兼程赶赴上海，并限期到达。他说，我们不能让新四军接收上海，如果上海被新四军占领，我的头靠不住，你们也跑不了。他下达口头命令，令部队立即行动，指挥部、特务大队与第一团先走，其余部队随后赶来。
挺进上海的命令下达以后，先走的部队真是乱了套。在钱塘江边的敌占区里，老百姓穷得揭不开锅，部队吃的穿的用的都非常困难，特别是穿的可怜得很，每个士兵只有一套军装，还是用当地土布染上色以后做的，大都没有帽子，要换洗只得穿自己的破衣服。那时，一块布、一根线、一个钮扣都很珍贵。所以士兵们一听说要行军，谁也不肯丢掉自己一点点东西，破衣破裤破棉被，甚至破草鞋，都全部捆上带走。加上连队里的行军锅等炊事用具、木盆、破箩筐也都带上，所以，毫无军容可言，看起来确实不象个军队。但是不管怎样，一千四百多人的先行部队总算如期到了钱塘江边，并乘潮过了江。到了对岸，赴火车站接洽火车的联络参谋已等候在那里，随即报告联系火车的情况。他说，盘踞火车站的日军向我们要“蒋委员长的手令”，有手令就能坐火车，没有手令就不能坐。阮清沅一听急得不得了，他马上派我带着向导、翻译、联络参谋、警卫等一行六人去火车站向日军交涉，并命令部队前进到离火车站二里处待命。我赶到火车站已经深夜，通过翻译向日军岗哨说明来意。两个岗哨坚持要“蒋委员长手令”。我说蒋远在重庆，我们到哪里去要他的手令？并请他们转告其长官，我要与他讲话。这两名岗哨就是不答应，还举枪瞄准我们。我没办法，只得折回向阮复命。阮也无法，沉思一会以后，立即下令部队急行军，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行军路上，阮清沅不断催促快快快。他对我说，上海附近有新四军游击队，不能让他们先进上海。如果我们部队第一个到达上海，就会名声大震，日子就好过了。还说了许多上海好吃、好喝、好玩的话，以激励部队。由于急行军，大家又饥、又渴、又累。幸亏到了闵行附近，来了两艘客货轮拖着木船经过。阮命令轮船靠边，装运部队开往上海，并派联络参谋收容掉队官兵，随后赶上。阮自己则乘一部汽车带着随从人员先走了。
部队到达上海漕河泾，已是十九日早上了。指挥部设在一所小学里。操场上停着几辆漂亮的小汽车。阮清沅在楼上会客。门口站着他的卫士。我进门以后，阮向我摆摆手，示意要我出去。这时，我看到几个穿着黄色毛料军服、背三角皮带的军官，还看到两个妖里怪气的女人。我从阮的房间出来后，在另一个房间里看到几个戴有“上海行动总队”袖章的官兵。当时我心里想，我们部队没有这个番号呀！以后才知道，这个“上海行动总队”是戴笠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委给大汉奸周佛海的部队的（周佛海是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阮清沅和那几个军官是在商量“清剿”上海附近的新四军。这时我还知道上海市民要在漕河泾开会欢迎国军。由于几夜不眠，我倒在床上睡着了。当传令兵把我叫醒，外面正锣鼓喧天，阮清沅叫住了我。他要我与一团二营的程营长（名字忘记）挑选一批士兵坐着卡车去游 行。我们挑选了一百六十名比较年轻的士兵，让他们分乘八辆卡车去游 行，接受市民欢迎。卡车上既有士兵，又有行军锅和他们的破行李，破行李堆得比人还高。我和程分坐两辆小车行驶在前面。游 行队伍从漕河泾出发，经徐家汇、霞飞路、南京路到达南洋中学安营。沿途马路两边拥挤着大批人群，在嘈杂的欢呼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中，有人在喊：“抗战胜利了！”“国军回来了！”有人在议：“这批国军是从哪里来的呀！”有人在怀疑：“这是什么军队呀！真像叫化子一样！”第二天上海各大报大登特登所谓国军阮清沅部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后，电影院还放映了纪录片。
这就是被上海人民称为“叫化子队”到达上海的真实情况。我写这段历史内心感到非常惭愧，聊以写出事实真相来自赎吧！
四 忠义救国军劫收敌伪财产
在部队到达南洋中学后的第三天，汽车运来了大批军衣、军帽、皮鞋、皮带、军毯、棉被、水壶、被包等军需物资，发给忠义救国军官兵，每人一份。脱下破衣服，换上新军装，全体官兵皆大欢喜，“叫化子”变成“洋鬼子”了。这些***显然不是从重庆运来的，全部是从伪军仓库里拿出来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调任特务大队大队长。在大队长的任职期间，我逐步了解到一些忠义救国军劫收敌伪财产的情况。 有一天中午，中美合作所来了个头头，拿着命令，要我派出两个中队归他指挥，并要立即跟他走。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明天告诉你。第二天下午，中美合作所一个姓龚的叫我去（可能是与戴笠同机失事死的龚仙舫）。他给了我一张看管汉奸、敌伪产业的名单，一共七十四处，名单上还写着负责看守这些产业的士兵的名字。他给我的任务是检查这些士兵的“军风纪”，防止他们偷盗财物。
原来，戴笠正在利用手里的“肃奸”大权，劫收敌伪财产。军统特务劫收了汉奸们的黄金、美钞、珠宝等贵重物品以后，就在建筑物的门窗上贴上封条，然后派兵看守，饱获劫收果实。那些汉奸家属也很狡猾，他们在被劫收以前即做好了隐藏和转移财产的准备。待士兵站岗看守时，姨太太和小姐们即以媚人的手段向士兵行贿，把值钱的东西偷运出去，看守士兵自然也从中分赃。士兵们因此而发小财的不少（发大财的是劫收大员）。发了小财以后，就开小差逃走了。我下面的两个中队的士兵逃走的竟有一半之多。对此，我很发愁。正当我没有对策的时候，奉命将看管敌伪财产的任务交给了敌伪产业管理局，才解了我的围。
五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的解体
抗战胜利以后，各色各样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人员充斥上海。汤恩伯当上上海军政首脑以后，感到上海的部队太多，在取得戴笠同意以后，决定整编。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亦在整编之列，当然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和由正规部队改编的除外，被整编的只是那些行动总队、保安支队的官兵。整编的办法是不愿当兵的士兵发路费回家，军官去军官总队。愿意继续当兵的编入炮兵团，由指挥部参谋伍道远任团长。经过整编，许多官兵都愿意离去。这样，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就宣告解体了。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解体以后，指挥官阮清沅被戴笠扣押在中美合作所。我听说后，曾去看他。阮流着泪对我说，他曾同戴笠大吵了一顿，但没有说大吵的原因。以后我听有人说是分赃不均，也有人说是因为阮对整编部队不满。戴笠死了以后，阮还关着，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干什么？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明天告诉你。第二天下午，中美合作所一个姓龚的叫我去（可能是与戴笠同机失事死的龚仙舫）。他给了我一张看管汉奸、敌伪产业的名单，一共七十四处，名单上还写着负责看守这些产业的士兵的名字。他给我的任务是检查这些士兵的“军风纪”，防止他们偷盗财物。
原来，戴笠正在利用手里的“肃奸”大权，劫收敌伪财产。军统特务劫收了汉奸们的黄金、美钞、珠宝等贵重物品以后，就在建筑物的门窗上贴上封条，然后派兵看守，饱获劫收果实。那些汉奸家属也很狡猾，他们在被劫收以前即做好了隐藏和转移财产的准备。待士兵站岗看守时，姨太太和小姐们即以媚人的手段向士兵行贿，把值钱的东西偷运出去，看守士兵自然也从中分赃。士兵们因此而发小财的不少（发大财的是劫收大员）。发了小财以后，就开小差逃走了。我下面的两个中队的士兵逃走的竟有一半之多。对此，我很发愁。正当我没有对策的时候，奉命将看管敌伪财产的任务交给了敌伪产业管理局，才解了我的围。
五 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的解体
抗战胜利以后，各色各样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人员充斥上海。汤恩伯当上上海军政首脑以后，感到上海的部队太多，在取得戴笠同意以后，决定整编。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亦在整编之列，当然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和由正规部队改编的除外，被整编的只是那些行动总队、保安支队的官兵。整编的办法是不愿当兵的士兵发路费回家，军官去军官总队。愿意继续当兵的编入炮兵团，由指挥部参谋伍道远任团长。经过整编，许多官兵都愿意离去。这样，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就宣告解体了。
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解体以后，指挥官阮清沅被戴笠扣押在中美合作所。我听说后，曾去看他。阮流着泪对我说，他曾同戴笠大吵了一顿，但没有说大吵的原因。以后我听有人说是分赃不均，也有人说是因为阮对整编部队不满。戴笠死了以后，阮还关着，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住在宋子文住宅旁的一座三层花园洋房里，有汽车，有仆从，生活特殊。听说这座洋房也是劫收的，由宋子文批给他住。因为在抗战胜利以后阮首先派兵看守好了宋子文的大花园洋房，宋这样做也许是给阮以酬报。以后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时，曾要阮去当海南要塞司令，因时局急转直下未成。阮在解放前夕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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